蒙古人罷課上街:和港人一樣 已到不能再忍的地步

繼新疆和西藏後,內蒙古等六省區以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和初中,也在新學年伊始逐步全數轉用全國統編的語文、政治和歷史科教材,並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通話和漢字)教學。當局強推漢語授課激起蒙古族人對母語使用空間再被壓縮的危機意識,觸發多地師生和家長抗爭。

日籍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楊海英認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急於透過更激進的「同化」政策以圖建立「大一統帝國」,激起了身為成吉思汗後裔蒙古人的強烈反彈:「蒙古人這次和香港人一樣,已經到了不能再忍耐下去的地步。」

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上月底宣佈,所有以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和初中,今秋從一年級起轉用由教育部統編的全國通用語文科教材,政治(小學為道德與法治)和初中歷史科則分別在2021和2022學年起轉用統編教材,即在兩年後所有年級的上述三科將全數轉用漢語授課,棄用蒙古語版教科書。在9月1日新學年首天,多地有蒙古族師生罷課,有青年學生上街抗議,大聲宣讀「母語宣言」:「以我們的鮮血和勇毅,捍衞我們的母語。」

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楊海英(歸化名字大野旭),7月已知悉內蒙古當局將實施漢語為主的教學語言政策,當時已在網上發起聯署反對,質疑當局的做法違反了民族教育的相關法例,收到海外內3,700多人簽名交到中國教育部。1964年生於內蒙古鄂爾多斯的楊海英,1989年赴日本攻讀文化人類學,後歸化日籍。

專門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問題和北方遊牧民族歷史和文化,並以研究文革初年「內人黨事件」著稱的他接受《蘋果》訪問說:「現在各地都在抵抗,國內外的蒙古人都在擔心,(內蒙古)會不會變成第二個香港?已經有人被逮捕,(當局)要把孩子關在學校裏當做人質。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不一樣,越年輕抵抗意識愈強。」

文革結束後,內蒙古在1977年恢復民族語言授課;全國人大亦在1984年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明確列明少數民族學校「有條件的應當採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並用少數民族語言講課」。法例看似已保障少數民族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但楊海英指蒙古人近年開始擔心教科書「洗腦」的問題。

「譬如說,五十年代的蒙古語教科書,講的都是蒙古人作家、詩人和文學家的作品,歷史科講蒙古帝國的歷史等;但八十年代以後的蒙古語教科書,講的是漢族作家的東西,用蒙古語講漢人作家的文學作品,歷史書是更多是講漢朝、宋朝的皇帝,成吉思汗只是一筆帶過。我們就擔心孩子雖然會講蒙古語,但是卻沒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到了現在,它(中共)更連這也不允許了。它講的是愛國主義,第一課是『我是中國人』。」

楊海英引述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對「民族」的定義,指民族就是有共同的語言、心理和經濟,有同樣歷史的共同體,因此語言是有很強政治性的概念。他謂隨著大面積的草原變成農場和城鎮,蒙古人遊牧的「共同經濟」消失了,「共同歷史」又被官方竄改,語言就成為蒙古人「最後一個象徵性的東西」。

他批評自習近平上臺後,當局不斷壓縮民族語言的使用空間,例如大規模縮小少數民族文字報紙書刊的發行量,並定下在2020年在民族地區全面使用漢語授課和教科書的目標。

「他急於建立大一統帝國式的東西,大一統就是規模越大越好,都是統一樣式,因為他現在沒有任何思想可讓國民團結起來,惟有走傳統的大一統道路。」從這角度看,他認為蒙古和香港的命運類似:「我覺得蒙古人這次和香港人一樣,已經到了不能再忍耐下去的地步。人為了生存大概要忍耐,但是到了一定的限度以後,不會再忍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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